从整个汉代历史来考察，由于汉代的民主包容进取性，所以造成汉代的士风呈现出巨大多样的特点。与秦代不同的是，士人在汉代参与政治的热情比较高，分属于各学派的士人利用不同的场合和渠道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对社会时事国家政治的关心。在社会政风、民风、世风等许多方面都处处表征着汉代士风的影响，士风也在社会的大背景下发生着深刻而微妙的变化。汉代士风的政治民主色彩也愈显浓重，对汉末政治腐败的抨击表明汉代的士人阶层忧患意识民主意识的强烈。汉代士人的爱国思想和进取精神比较浓厚，它成为汉代士风维护国家进步文明的一个很重的砝码。因此就汉代的士人和士风而言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时代和社会变化的精神意识。
汉代的士风民主意识颇显浓烈,所以汉代士人参与政治的活动贯穿了汉代存亡的始终。汉代的皇帝比起其他朝代的皇帝来也比较尊重当世的士人(也常常被士人所批判,所以说他们的抗批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刘邦原为一介村夫，却非常尊重知识分子,他在建立大汉帝国后，让知识分子充分发挥在国家建设文明进步上的作用的，所以他启用学人叔孙通来制定礼法，客观上却为士人参与政治活动开了方便之门。在西汉初年的中央政权里，士人的比例明显地高于其他朝代,如张良、陈平、陆贾、贾谊、郦食其等人都是饱学之士。西汉初年的许多大政方针的制定都离不开士人的积极和努力。刘邦之后的惠帝颁布"除挟书之律"，事实上等于否定了秦代的专制之举。文、景两皇帝和大汉武帝也在尊礼士人的同时，进一步开放了学术空间，儒、道、墨、法各家学说又相继兴起。但在汉代，基本的学术倾向还是儒道并行，虽然武帝时"独尊儒术"，但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强力限制各派学术的自由发展，更没有采取极端的手段,如董仲舒为汉武帝的锐意进取精神找到了很好的理论根据。立于政府学官的儒学是汉代所倡导的"国学"，没有立于学官的各家私学还是可以作为一种文化学术保留并传播的。所以汉代士人中的私人讲学之风很盛，门徒弟子也很多，特别在汉代地方藩王和豪强地主接纳士人充当谋臣的社会政治背景下，私学的发展实际是很快的。
《西京杂记》记载说："河间王德筑日华宫，置客馆二十余区，以待学士。自奉养不逾宾客。"河间王礼贤士人，他对自己的要求是生活标准不能超过宾客士人。可见汉代已大有战国时代的养士之风，由此使士人投身政治和社会活动，汉代的士人也就不再沉寂了。
汉代前七十年的历史中，官私之学都比较活跃，它比较秦代"以吏为师"的法家一学，其学术氛围自然相去甚远。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西汉前期的士风就表现为积极进取的学术意识和士人参政议政的比较民主的主动精神。从西汉的相关史料考察，汉代士风的这一特点基本是一以贯之的。
汉初年相继出现了一批杰出的知识分子代表，如长沙王太傅贾谊，如太史令司马迁，如博士官董仲舒等。他们针砭时政，言辞尖锐，对汉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问题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论阐述。可以说汉代宽松民主的政治环境对学术的发展比较有利，各代皇帝从总的来看，对学术、学派的活动并不横加阻挠。
故此，汉时期学人辈出，如刘向刘歆父子、张衡、司马相如、东方朔、匡衡、贡禹、蔡邕蔡文姬父女等。《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了东汉一朝著名的儒林学士就达二十四人，这也是仅就充任政府学官的人来说的。大量的在野或于民间游学之人以及后学传习者尚不在列传之中。这样众多学人的出现是汉代文化繁荣的基石和保证。
大汉时期的学人大多具有为民请命的精神意识，在有关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关系汉代民生经济政策的制定、商讨、确立和实施的各个不同阶段，汉代学人都以高度的忧患意识上书直言，痛陈时弊，使这一时期的基本政策大致保持在比较有利于民人的水平上。这一时期的士风也呈现出比较健康向上的进取势头。在大汉年间反对地方豪强，揭露官员腐败之事以及豪强地主侵吞民人土地和官吏违法揽赃等许多方面，汉代士人中的许多人都直言敢谏，表现和代表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优秀的气节观和正义品质,当然更主要的是当时的大时代背景比较宽容民主!
汉代虽有宽松的学术环境，但更主要的还是士人的在生活理念上恪守并坚持奉行着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孟子》在阐述儒家理想的道德人格时说，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汉代士人以此为宗旨，他们的气节观和行为规范都体现一种平实求真、豁达人生、绘画千年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完美境届。这是汉代士人的最高追求、也是汉代士人赖以立世的精神支 所以对于中国的古代历史评价，我们国内的历史观和国外的历史观有很大的不同?如:日本的学者内藤湖南先生把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段，而他把宋朝作为近世的开始，他们把宋朝之前中国的制度定性为士族与皇权共治的具有共和民主性质的宽松社会，而世族具有儒家的仁孝进取精神，具有优美的门风,他们比较清高,为官常常能代表老百姓的利益,中国传统的儒家风范和人格理念是汉代大多数士人的最高追求目标，名利观念也由此而被大多数读书人视为浮云。从政治上来讲从宋朝的开始是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制度的出现，这种见解为世界学术界所接受，如美国学者包弼德在他的《斯文：唐宋时期的转型》就采纳了这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