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正德元年的政治风波后，我们的正德皇帝朱厚照开始躲藏在幕后，让宦官刘瑾在前冲了。
刘瑾是陕西人，本姓谈，后来给一刘姓宦官做干儿子，改姓刘，刘瑾熬到了55岁才出头。跟王振、汪直、魏忠贤一样，这位刘宦官在肃贪、打击权贵、清查账目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而后世文人大多将这种行为解释成清除异己、树立权威，即便是利国利民也不在考虑之列，究其原因乃是宦官与我们这个国家的礼法不符。
从1506年11月份开始一直到1510年8月份结束，这三年零十个月的时间是刘瑾主政的时期，被冠以刘瑾时代，从“时代”这两个字我们可以知晓刘瑾在这个时期总揽帝国的一切军政大权，而且还有一些新思维、新的变法措施，这些变法主要集中在吏部、户部、兵部，刘瑾的变法手段主要是清查账目，清查的范围极广，遍布帝国的方方面面，从更宏观角度来讲刘瑾的改革是想将宦官提高到与文官平等的位置上，让宦官也成为帝国官僚中的一员。刘瑾此举在中国历史上是首创，属于前人没有尝试的领域，如果能够成功，的确是对中国二千年来政治体制的一种冲击，其结论是震撼的，它会使中国这种正在上轨道的文官政治嘎然而止，而这种双头政治将会使中国的政治结构更加稳定，或许它能够破解明代的政治迷局，但刘瑾开创的这种行政结构会给中国的伦理道德带来多大的冲击我们还不得而知。
刘瑾掌权后首先将各地的镇守太监提到跟巡抚同级别位置，各地镇守太监可以监管地方的军、政、司法一切要务，等于说是在各省实现双头管理，各地送往内阁、部院的文书必须要从司礼监过一道;刘瑾恢复了洪武时代那种严厉治贪的刑法，不过与洪武时代不同的是对于贪腐的官员不再是以体刑的方式来处罚，而是代之以经济手段来处罚，毕竟时代已经进步了;刘瑾还有许多变法体现了公平性和人性化，针对科举考试中南方人多的情况，刘瑾限制南方人的录取比例，增加中西部举子的录取比例，刘瑾还命令寡妇再嫁，家有死人不葬者政府将强行火化。南方富庶省份的官吏不仅不能由本省人担任，就是邻省人也不行，帝国的官员开始南北大对调，任职漕运总督的官员也不能跟运河沿岸的省份发生任何联系;刘瑾派人清理天下田亩，将隐瞒的田亩分给自耕农耕种，限制士绅和军官占田，他还从内廷和户部、兵部派出大量的官吏去清查各地的军屯、军库、皇庄、粮仓、漕粮、两淮的盐政，还有国库下拨的资金。
一方面打击贪污、瞒报，另一方面刘瑾千方百计增加国库收入，除了罚款以外，刘瑾增加各地银矿的摊派，并增加各地军屯上交的税收，此举是最要命的，一方面对军屯进行清查，另一方面又对其掠夺，这些直接导致了后面的兵变，也成为刘瑾覆灭的一个诱因。
安化王朱寘鐇是封在陕西庆阳县的一个王，通常人们知道正德朝有宁王叛乱，却不知道还有个安化王先于宁王起事。人们不解的是正德年间的宗室叛乱为何如此多，也同时不解一个封在西北的小王为何也敢叛乱，其实这既跟刘瑾有关，也跟朱厚照有关。
刘瑾清理屯田，让军户纳粮，西北就是重点，陕西当地的驻军早就怨声载道，而安化王朱寘鐇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他才利用军士的不满乘机发难。无论是安化王朱寘鐇，还是后来的宁王朱宸濠，我们都觉得非常奇怪，这些毫无胜算的藩王为何要如此?或许唯一的解释还是《皇明祖训》在起作用，大概这些藩王真的以为自己干的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抑或他们真的是为了这个国家好也不得而知。
正德五年(1510年)四月的一天，安化王朱寘鐇将当地镇守太监、总兵等人请到王府饮宴，席间安化王将一干地方官员杀死，接着又带着他的兵将朝廷派在庆阳的巡抚都御史杀掉，然后写檄文传至四方的军队指挥官。檄文中打的旗号是清除刘瑾，所遵循的依然是《皇明祖训》，朱元璋苦心创造的祖训不仅没能保证明王朝的安定，反而成了后世子孙的桎梏。
朱寘鐇打的算盘非常好，他发现各地的军官都对刘瑾牢骚满腹，以为如此一来众人会纷纷响应，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没有一处响应。朱厚照接到朱寘鐇造反的奏报后，便命杨一清率兵平叛，八虎之一的张永监军。杨一清是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重臣，曾三次任三边总制，最高官至内阁首辅，成化年间，蒙古人移居河套，陕西北部的防务突兀起来，为了协调应对，弘治年间委派重臣总督甘肃、延绥、宁夏三镇防务，是为三边总制。杨一清和张永的平叛兵马走在半路上就传来消息，前方叛乱已经被一名游击将军平了，朱寘鐇本人也被擒获。
眼见叛乱已平，杨一清和张永便调转马头往回走，在路上两人进行了一番交谈，这番谈话直接决定了刘瑾的命运。杨一清向张永分析了当今的时局，明确指出此次叛乱是由刘瑾专权引起的，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叛乱或许是帝国今后面临的经常选项。杨一清想让张永出面搞掉刘瑾，但张永对于这个议题并不感兴趣，张永说道刘瑾对于他本人的威胁甚小，刘瑾擅权于否对于他来说似乎并不关痛痒。杨一清随后又说道如果刘瑾被废黜，张永或许能取代刘瑾的位置，获取更多的好处，并指出皇帝也对刘瑾不满了。
实际上张永最担心的还是皇帝的态度，一旦打刘不成，反受其咬，正德三年的例子已经摆在那里，令张永最终下定倒刘决心的是张永相信了杨一清对陛下态度的判断，他也感到刘瑾倒台的时候到了。
1510年8月张永带着安化王回到北京，举行了献俘仪式，仪式结束后，张永乘刘瑾不在，向朱厚照说道刘瑾要谋反，请求朱厚照诛灭刘瑾。听完张永的话，朱厚照不语，仍在犹豫，张永又向朱厚照递上安化王谋反的檄文，并指出安化王谋反的原因就是因为刘瑾，这时候，八虎中的其他人也纷纷附和，朱厚照终于下令拘捕刘瑾。一个权势熏天，被称为“立皇帝”的人物就因为内廷宦官的几句话就覆灭了，由此可以看出无论刘瑾多么强大，他只是皇帝的一颗棋子，一旦不需要这颗棋子的时候，轻轻一推即可。
虽然刘瑾被逮捕了，但必须给他安一个罪名，最好的罪名就是谋反，一旦定了此罪，怎么处置都不为过，当年对胡惟庸、蓝玉的处理就是如此。想到此处，文官和宦官们便在刘瑾府上放置甲胄、兵器，据传还有玉玺，然后让朱厚照前来观看，当朱厚照看见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大概心理也明白这是倒刘的官员们做的手脚，但他也没说什么，只是顺水推舟而已。
正德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刘瑾被凌迟处死，连割三天，一代权阉就这样莫名其妙而又迅速的从历史舞台消失。
关于刘瑾的一切似乎都是迷雾，史书上已经难以找到答案，我们或许只有依靠推测才能得出合理的历史真相。
刘瑾的改革是庞大的，涉及官僚系统的一切，刘瑾将自己的变法条款编在一本书上，名唤《见行事例》，涉及吏部的有24款，户部的有30款，兵部的有18款，工部的有13款，内容都是针对天下的弊端，但刘瑾死后，关于《见行事例》的一切都被文官们烧毁，人们已经无法知道《见行事例》里面究竟记载着什么内容，只能从其他史书中抠得一些细微枝叶。
刘瑾初掌大权后，跟内阁与部院的关系非常好，他对内阁首辅李东阳非常尊重，李东阳的建议他从来不违背，李东阳也尊重刘瑾。刘瑾自己学识有限，便找了一个文人张文冕，所以刘瑾主政的时候天下的奏章实际上就是由这个张文冕批红。不仅如此，刘瑾注重选拔清廉的干吏，所以从内阁到部院大多数人皆出自其门下，此时内廷与外廷已经联成一体。
跟文官的融洽关系形成对比的是刘瑾跟内廷宦官关系非常紧张，八虎中的另外七虎都极其厌恶刘瑾，张永曾经当着朱厚照的面与刘瑾互殴，虽然刘瑾令人们畏惧，但内廷宦官从来没有把他当回事，他最终还是载到了这批本应该重视而没有重视的人手里。正德三年的匿名奏书实际上已经表明了刘瑾与内廷的矛盾，在奏书风波后，他甚至成立内厂来对付东西二厂。
除了与宦官产生矛盾，因为变法，刘瑾跟地方官吏、军队、宗室的关系也异常紧张，在安化王叛乱之前，辽东已经发生一起小规模的军队骚乱。现在我们要搞清楚地是朱厚照处死刘瑾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正德元年文官的疯狂使继位不久的朱厚照地位岌岌可危，后来依靠刘瑾，形势顿时急转而下，朱厚照从一个毫无地位的皇帝变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仅仅过了几年的功夫他就对刘瑾不满意了，这其中的原因说白了还是刘瑾过于专制，使得朱厚照也感到此人很棘手。但朱厚照为何要将他凌迟处死，说来仍是令人不解。
刘瑾这个人物说来还是由于明王朝政治运行中出现了偏差而上了位，他和王振一样力图仿造洪武皇帝重塑这个帝国，他们都是理想化的人，就是洪武皇帝那种具备超强能力的人仍然受制于生命的长度，更可况王振、刘瑾乎?刘瑾的一系列措施过急、过猛、打击面太大，虽然求治心切，但终是功亏一篑，虽然如此，但刘瑾时代对于后世史学家来说是应该关注的。由于刘瑾是一名宦官，无论他做过什么，他都不容于礼法，他死后，他的所有变法措施立即被废除，史书上也鲜有提及，他的变法效果我们也无从得知，关于他的一切对于帝国的士大夫们来说都是不愿意触及的话题，但在此之后，进入嘉靖年帝国的弊端却日益严重起来，终是积重难返。
1510年是个值得纪念的年份，在这一年帝国的改革家刘瑾死去;1566年也是个值得纪念的年份，在这一年嘉靖皇帝逝世，随后拉起了持续16年的隆万大改革，无论史书对于“隆万改革”如何粉饰，它终是沿着刘瑾的道路前进;1582年也同样是个值得纪念的年份，在这一年帝国的改革家张居正逝世，在他死后他同刘瑾一样遭到清算，从此，明帝国终是进入不可挽回的命运。
无论如何，刘瑾时代对于某些士大夫来说或者对于朱厚照来说都是值得铭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