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被后世誉为“至圣先师”。在他的亲身经历和思考中，孔子提出了许多关于人类行为道德和社会秩序的理论，这些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的教育理念强调了知识的重要性，并鼓励人们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达到社会和谐。这种以人为本，注重品德培养的教育理念至今仍为人们所推崇，奠定了孔子在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唐玄宗李隆基在曲阜亲祭孔子后，写了一首五律《经邹鲁祭孔子而叹之》：
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
地犹陬氏邑，宅即鲁王宫。
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
今看两楹奠，当与梦时同。
该诗句句用典，从孔子一生的复杂坎坷中，独选其栖遑不遇的一面，虽称不上上乘佳作，但寥寥数言却也大体概括了孔子的生前身后。
孔子的先祖是商朝的宗室，周灭商以后，把殷商遗民封于宋国，所以也常有资料说孔子的祖上是宋国人。孔子五世祖因政治避难，从宋国逃到鲁国，自此定居。父亲叔梁纥能文善武，因战功升为“士”，在鲁国为臣，曾担任陬邑地方官。
叔梁纥的妻子生了九个女儿，妾生了一个儿子孟皮，孟皮有足疾，按礼制，不能继承叔梁纥“士”的身份。在六十多岁的年纪，叔梁纥和二十不到的颜徵在生了儿子孔子。《孔子家语》记载说颜氏是叔梁纥求婚所得，颜父对叔梁纥很满意，问三个女儿，只有小女儿颜徵在愿意嫁。《史记》记载说孔子是叔梁纥与颜氏“野合”而生。《孔子家语》是孔子门人所撰，可能有为圣人讳的成分，综合考量叔梁纥死后，颜徵在马上就被正妻逐出家门，而且多年都不知道梁叔纥墓葬所在地这些事，似乎《史记》记载的可信度更高。“野合”就是指他们的结合不合乎当时的礼制，周礼中，士阶层最多一妻一妾，他们的结合显然逾越了礼制，叔梁纥已有一妻一妾，给不了颜徵在任何名分。
孔子人生中的第一个悲剧最为顺理成章：幼年丧父。叔梁纥死的时候，一说孔子刚出生，一说孔子三岁，不管如何，父亲去世，他和母亲又被逐出家门，孤儿寡母，无依无靠，经济上的困顿，可想而知。孔子回忆少年时也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幸运的是贫困好像没有影响孔子接受教育和成才，他也早早表现出异于常人的爱好和天赋，从小就喜欢周礼方面的东西。
孔子说自己“十有五志与学，三十而立”，这多少有自谦的成分，至少十多岁时，孔子就以才德显达而闻名，以至于二十岁儿子出生时，鲁国国君赐鲤鱼祝贺，这当然是莫大的荣耀，孔子因此给儿子取名鲤。
孔子好学，一生不辍。他向郯子请教古官制知识，向师襄学习鼓琴，向苌弘学乐，向老子学礼。“入太庙，每事问”，听奏韶乐，“三月不知肉味”，晚年学《周易》而致“韦编三绝”。对待学习，孔子有过两段自我评价：一则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一则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正是这种好学，让孔子成为天下事无所不知的智者。他不仅精通六艺、熟识古代的典章制度，而且对社会、人生、政治、历史、文学、艺术、习俗、掌故等方方面面的知识也了然于胸。
有一个有趣的记载说，陈国宫庭（在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里掉下一只被箭射死的隼，箭头由青石磨制，箭杆是不认识的木料，国君陈闵公觉得很奇怪，派人询问孔子，孔子说隼飞来的地方应该很远，这种楛矢石砮是肃慎部族（分布在今长白山以北一带）独有的箭，当初他们向周武王进献过，周武王还赐给过陈国。要知道，在当时，周武王的故事也是五百多前的历史，陈闵公半信半疑，派人到旧府库一找，竟然真找到了这种箭。
学而优则教，二十三岁（一说二十七岁）孔子于曲阜阙里开办私学，颜路（颜回父亲）、曾点（曾子父亲）等前往受学。这个开头也许只是养家糊口的需要，但丝毫不影响它后续发展的伟大。春秋末期，奴隶制面临瓦解，士阶层渐呈兴起之势，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教育对象从贵族推广到平民，很好顺应了文化下移的历史潮流。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也很好推动了破落贵族组成的士阶层和由仕进而成为士的平民士阶层的融合，“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士最终成为战国时期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孔子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重点科目是“诗、书、礼、乐”，孔子庭训时对孔鲤说过，“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可见孔子对诗、礼尤其重视。“六艺”曾经是贵族仕进必须掌握的技能，孔子的教育也以培养从政人才为目的。学生樊迟来请教怎么种庄稼，怎么种菜，多能鄙事的孔子也没好气地告诉他，“我不如老农民，我不如老菜农”，这是樊迟搞错了方向。
孔子特别重视道德的作用，政治理念上他倡导“为政以德”，个人修养上他说“志于道，据于德”，把“德”提到立脚点的高度。他开创性地拓展了 “君子”、“小人”的含义，赋予原本只指血统区别的两个词以道德内涵，从此“做君子不做小人”影响后世至今。
值得注意的是，《论语》中提到的君子、小子，既有道德意义上的，也有血统意义上的，不能完全按道德意义理解。血统是生下来就确定的，简单说，贵族是君子，平民是小人；大宗是君子，小宗是小人。小人受社会地位、经济条件限制，往往读书少见识短，这是普遍的社会现实。樊迟问稼后，孔子骂他：“小人哉，樊须也！”这就是指血统意义上的，相当于骂樊迟没读过书，没有见识，和道德没有任何关系。
最典型的是《论语﹒先进篇》中的一段话，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孔子说：“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没有过爵禄的一般人，先有了官位而后学习礼乐的是贵族子弟。如果让我选用人才，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这里的“野人”、“君子”就是血统上的区分。“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得“小人”也没有道德含义，在时代背景下看，就是陈述一个普遍规律，谈不上歧视“女人”或歧视“小人”。
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就在教育，历时四十多年，教授弟子三千余，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二，在那个时代，这个规模和成就是任何人、任何学派的私学都无法比拟的。孔子对“士”的培养，打破了贵族政治的垄断，开创了贤能政治的新局面。顺带一句，后世有加拿大学者写了本叫《贤能政治》的书，认为贤能政治比民主政治更适用于中国。
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天下大乱，怎样才能为这个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的时代重新建立秩序与和谐，恢复西周礼制是孔子给出的答案，依据是他对历史成败得失的总结。尧、舜、禹这种圣贤时代本是可以学习的，可惜留下的都是传说。夏、商也存在历史文件和存世贤者不足的问题，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西周是一个黄金时期，统治者善施仁政、崇尚道德，周礼明贵贱、辨等列，尊卑有序、各司其职，很好地把周朝社会凝聚了起来，所以才有天下的和平稳定。因此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朝的礼仪制度是以夏商两代为根据，然后制定的，多么丰富多彩啊！我主张接受周朝的。】
孔子是“学而优则仕”的践行者，他把求仕参政当成恢复周礼，推行仁学，实现理想的最有效途径。但年轻时的孔子并没有多少为仕的机会，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季氏家做过委吏，管理仓库，后来改做乘田，管理畜牧。三十六岁时，避鲁乱入齐，齐景公想要给孔子封地，被晏婴阻止。其后一直无出仕机会。
变化发生在孔子五十岁前后，鲁定公五年（前505年），孔子四十七岁，季氏家臣阳虎囚禁季桓子，进而实际掌控鲁国政权。劝孔子出仕，陪臣执国命，孔子未仕。定公八年，阳虎作乱，预谋废立三桓，十月兴兵，兵败逃至齐国。同年，季氏家臣公山不狃占据费邑反叛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欲仕，被子路劝阻。
家臣连续叛乱，让季桓子痛定思痛，为了笼络人心，收拾乱局，彻底清除阳虎残余势力，同时也感念孔子不附于阳虎和公孙不狃，他转而支持没有背景的孔子出仕。
五十一岁，孔子出任鲁国中都宰，政绩卓然。五十二岁，升任“小司空”后升“大司寇”。五十三岁，升任“大司寇行摄相事”，五十五岁，被迫离鲁。为政期间，孔子做过三件大事：
一是参加 “夹谷会盟”，创造弱国外交奇迹。作为鲁定公助手，孔子文韬武略，有礼有节，使齐景公想用武力劫持鲁定公的预谋失败，并运用外交手段取回了齐国侵占的土地。
二是诛杀少正卯，引导价值观取向。少正卯是鲁国的大夫，能言善辩，是当时的名人，他和孔子同时开办私学，能把孔子的学生都吸引过去听讲，导致孔门三盈三虚。孔子任鲁国大司寇行摄相事后，上任七日就诛杀少正卯。罪名有五条：1、心达而险（有本事，但用心险恶）；2、行僻而坚（做事不合礼，但坚持干）；3、言伪而辩（说假话，但能言善辩）；4、记丑而博（过分记录丑行，还广为传播）；5、顺非而泽（赞同错误还推波助澜）。
三是隳三都，试图恢复周礼秩序。三都是鲁国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的三个封邑，他们的城墙远超周礼规定的标准，甚至比国君的城墙都要高。孔子以抑制家臣为名，提出了隳三都的措施，实质是想向长期控制和左右鲁国政局的三桓开刀，以达成“强公室，抑三卿”恢复以国君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后因三桓反对而失败。
从地方官到最高决策层，这段为政共计三年多，据政绩记录和升迁速度，孔子是有执政能力的，但“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做法，让孔子彻底得罪了原本支持他的三桓，不得不中断仕途和救国理想，与弟子们踏上了周游列国的道路。
周游列国，是孔子生命中最为落魄的一段岁月，在那个诸侯国与诸侯国以及诸侯国内部权益博弈如火如荼，政治格局发生巨变的时代，孔子宣传提倡的重振君主权威、爱仁忘利、德政惠民、轻徭薄赋等理论实在引不起掌有实权又忙于争权夺利的卿大夫们的兴趣。
孔子到过卫——曹——宋——郑——陈——蔡——叶——楚，一路颠沛流离，四处碰壁。《庄子》中有过这样的描述“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先生两次被赶出鲁国，在卫国遭受铲削足迹的污辱，在宋国受到砍倒大树的羞辱，在商、周后裔居住的地方弄得走投无路，在陈、蔡之间陷入绝粮的困厄，图谋杀害先生的没有治罪，凌辱先生的没人禁阻。】这是孔子周游列国的真实写照，在一般人颐养天年的年纪，他还在为自己的理想奔波着。
政治上的孔子是个理想主义者，恢复周礼，要“正名”，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那个“僭越”已是常态的乱世中，这并不容易做到。有实力给他官做的人物，按周礼往往都是该被整治的人物，悖论若此，不被人所用也在情理之中。
但孔子并不为此妥协，陈蔡之围，绝粮七日，面对饿死威胁和弟子信念动摇的最黑暗时刻，孔子找弟子谈话。他告诉子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能固守困厄而坚守节操，小人困厄就胡作非为了】他批评子贡“夫子盖少贬焉？”【老师是否可以稍微降低一点标准呢？】的建议，他说“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如今你不修明你奉行的学说却去追求被世人所容。赐，你的志向太不远大了！】他表扬颜回的回答，间接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学说不修明，这是我们的耻辱。学说已经非常修明而不被采用，这是当权者的耻辱。不被容纳怕什么？不被容纳然后才现出君子本色！】
“知其不可而为之”是鲁国一位石门守门人对孔子的评价，如果用来形容孔子政治理念上的理想主义，恰如其分！
但“知其不可而为之”并不适用于孔子的现实操作，现实中孔子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我只负责把我该做的做好，我并不负责“一根筋”到底。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善道我是要死守的，但危险的国家我是不去的，混乱的国家我是不住的，谁说我一定要出来做事呢？政治黑暗的时候我也可以做个隐士，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孔子本想西去晋国的，到了黄河边上，听说权臣赵简子杀了窦鸣犊、舜华两位贤人，便望河兴叹，作琴曲《郰操》哀之，终究是未过河。这是典型的知其不可则不为。
孔子将避世划分为四类：“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贤德的人遇到乱世会避开，那差一点的人遇到是非之地会避开，再差一点的人看到别人的脸色不好会避开，更差一点的人听到不好的言辞会避开。】孔子亦有避世思想，他大概就是第二类吧。
可能是认为该自己做的还做得不够好，孔席不暖，周游期间，他日日忙碌。至楚国边境时，一位狂人高歌而过：“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凤凰呀凤凰呀！为什么你的美德一天不如一天？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未来的事情还来得及防范。罢休吧罢休吧！现在当官的有多么危险！】这次除了嘲讽，还有一些关心。孔子下车，想和他谈谈，狂人快步走开了。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在外漂泊十四年后，六十八岁的孔子决定接受鲁国当政者迎他回国的邀请。从卫返鲁的途中，经过一段山谷，谷中香兰茂盛，孔子见之，喟然感叹，于是停车，抚琴作歌，歌云：“习习谷风，以阴以雨。之子于归，远送于野。何彼苍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无所定处。世人暗蔽，不知贤者。年纪逝迈，一身将老。”琴曲悠悠，似诉似泣，如怨如愤。
结发妻在他回国前一年去世了，最后一见还是十四年前。唯一的儿子孔鲤在他返鲁后不久也去世了，晚年丧子，心境凄凉。孔子继续从事教育和整理文献工作，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
六十九岁，春，弟子冉求助季康子推行“田赋”，增加百姓负担，孔子令众弟子“鸣鼓而攻之”。自此鲁国再也不用孔子。
七十一岁，春，叔孙氏狩猎获麟，孔子叹“吾道穷矣”，停止写《春秋》；六月，齐国陈成子弑君，孔子见鲁哀公请求出兵，问三桓则认为“不可”，年老未敢忘忧“礼”，这是孔子在政治上维护周礼的最后一次呐喊！同年，被孔子视为接班人的弟子颜回去世，孔子恸哭“天丧予”。
七十二岁，弟子子路为礼赴难，被剁为肉酱，孔子大哭。孔子说“凤凰不飞来了，黄河也没有图画出来了，我这一生怕是完了吧！”
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七十三岁，春末，孔子病重。弟子子贡来见，看见子贡孔子潸然泪下：“端木赐啊，你怎么来得这样晚呢？”他对子贡说：“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没有人信仰我的主张。昨天晚上梦见自己坐在两柱之间，受人祭奠。”七天后，孔子去世。
孔子死后埋葬在鲁城北的泗水边上，弟子们都服丧三年，三年后，哭而诀别。惟有子贡在坟墓旁建起一间房子，守了六年，然后才离去。
汉武帝时期，鲁共王想要拆除孔子故居，以扩建自己的宫殿，在孔宅夹墙里得到古书。共王入孔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感到害怕，不敢再拆。
司马迁说，天下的君王乃至贤人，有很多很多，都是生前荣耀一时，死后也就完了。但平民孔子不是。
唐玄宗写的“今看两楹奠，当与梦时同。”该如何理解呢？是说今天他对孔子的祭奠，和孔子做的梦一样，实现了孔子的梦境？还是说今天他对孔子的祭奠，和自己做的梦一样？实现了自己的梦境？
二〇二二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