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中国春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和改革家，他通过推行变法而被后人视为政治改革的先驱者。然而，在历史上对商鞅的评价是否过于夸大了，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有人认为商鞅的变法确实为秦国的强大奠定了基础，但也有人指出他实施变法时的手段残暴，对民众造成了巨大的苦难。因此，商鞅在历史上的评价是否过于夸大，需要结合历史事实和多方面的观点来进行客观评价。
公元前338年，43岁的秦孝公薨，惠文王继位，同年商鞅卒。商鞅变法确实将秦国从可能灭国的危险境地中解救出来，但也有人认为他在当时还算不上是一名成功的政治家，甚至都算不上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历史对他的评价有些过誉了。
《史记》里记载秦惠文王即位之后，去商鞅，留其法，但不是所有的制度都得以保留。
首先商鞅所制定的法律以严酷著称，例如实行连坐制，互相监视。不告发奸恶者处以腰斩，从事工商业者和因懒惰而陷入贫困者，没入官府为奴。不允许读诗书，商鞅将讲仁义礼之类的书籍烧掉，自然“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之类的事情在那个时代是看不到的。还有把垃圾扔到路上会被判刑等等，简直是民怨极大，甚至一日之内，渭河的的水都被受刑者的鲜血染红。
《大秦帝国》商鞅
惠文王的真名叫嬴驷，惠文王是他的谥号。意思是他能够勤政爱民，宽仁待下。这和刻薄少恩的商鞅是形成对比的。另外据《战国策·秦策》记载，秦惠文王对苏秦说，不能广泛地施恩于百姓的，就不能让百姓出战。政治教化不顺应百姓的，就不能让大臣带兵在出战。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惠文王充分认识到了施恩于民的重要性。从这一点出发，惠文王在为期间对于一些民怨极大的律法做出相应的改变，或者在执行过程中打折扣是有很大可能的。
《大秦帝国》秦惠文王
其次就是在惠文王在为期间，诸子百家是允许在秦国活动的。最为典型的就是墨家。《吕氏春秋·去私》记载：“墨者有钜子腹黄享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腹黄享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
意思是说墨家巨子的儿子杀人应该被判处死刑，秦惠文王为救其子甚至不惜修改相应的法律制度。可以看出墨家巨子和秦王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墨家有可能参与到秦国战争、防守器具的打造，当然墨家的非攻，兼爱等思想应该在秦国也是有市场的。
讲述先秦墨家反对侵略战争的电影《墨攻》
商鞅任职期间，主要的对外战争是针对魏国，四次比较有名的战争，取得了胜利。收回了一些土地，并且在孝公十九年，朝见周天子。被封为伯爵。此时的秦国充其量是与其他的六国平起平坐，远没有达到称雄诸侯的实力。甚至连一个国家的扑灭不了。真正能够让秦国强大的是张仪等人而不是商鞅。
打个比喻商鞅变法就像是一剂猛药，治疗急性病还可以，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六国还有一百年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对于刚刚恢复的国家来说，重要的是积攒实力，休养生息。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而秦惠文王应该是吸取了秦献公和商鞅两代治国的长处，走的是中间路线。后来听从司马错的建议讨伐蜀国，和任用张仪采用连横之术，才使得秦国令诸侯胆寒。
至于说商鞅不是法家的代表。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一是在商鞅生存的那个年代，二是从后世的评价来看。
在商鞅当时，他并不是很出名，至少在一些诸子百家的著述里没有提到商鞅的名字。和商鞅同时代的孟子在他的著述里根本就没有提到过商鞅，倒是说墨家杨朱的学说在当时颇为流行。比如说庄子，在他的天下篇里，提到了儒家的礼乐，提到了墨家的兼爱非攻，提到了名家的惠氏和公孙龙等人，也没有商鞅，从这些诸子百家的著述中可以见出当时的思想主流是道家，儒家，墨家，名家等之争，法家提到了一个慎道，商鞅君在当时是不入主流的。
那么，大凡圣贤都要立言，在商鞅同时代的有孟子，庄子，墨子，吴起，李悝，孙膑等人都有书籍传世，商鞅有一本《商君书》，但是其中跨越一百五十年，二十四篇中十八篇肯定不是商鞅所写，其余六篇，可能是商鞅所做，但是都是关于法令措施，至于说原理规律的阐述较少。用政客来定义商鞅是比较准确的。一句话，商鞅并不是法家的代表人物。
直到韩非子和李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才提到了商鞅并进行赞美，李斯就说：“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嬴政喜欢用酷刑镇压百姓。
《大秦帝国》李斯
后来的历史当中王安石赞美过商鞅，还曾经专门写过一首诗：“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通过赞赏商鞅不顾阻力坚持变法，来抒发自己的变法之决心。毛主席也曾经高度评价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彻底的改革家，主要是从革命的角度出发的。
骂他的人也不少，司马迁评价他是刻薄少恩者，杜甫有诗：“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是用来抨击暴政来劝谏当朝统治者的。所以这些名人对于商鞅的评价是为自己的政治诉求服务的。也就是把商鞅的影响扩大了。
“好商鞅”和“坏商鞅”
商鞅的成名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必然的是战国时代不适用儒家的周礼，只能是靠法来变革，就是搞中央集权，削弱贵族势力，解放劳动力。所以即使没有卫鞅也会出现郑鞅，宋鞅等，偶然的是商鞅在魏国被魏侯拒绝，恰逢秦公招贤。
如果卫鞅留在魏国，在魏国的那种开化，学术之风盛行的环境下，商鞅的改革未必能够进行下去。假如商鞅到了楚国，那里的贵族权势极大，商鞅的下场可能会提前很多年。参照吴起被射死的案例。
也只剩下秦国，地处西北，受礼制影响较小，人们尚武，商鞅的变法极有可能得到了军队的支持。君主变法的决心很大，几方面的因素促使商鞅在秦国，用前所未有的一种方式对于过去的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从而青史留有姓名。
从商鞅去世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359年。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商鞅以及他所领导的变法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因素被神秘化和扩大化了。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回到2000多年前，给那场变法和他的主要经历者一个客观的评价。
文：凡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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