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绍兴人”会更多的充任“师爷”的角色呢?
绍兴位于杭州湾南岸，山川形胜，经济发展，自然环境优越，历史文化深厚。自东晋起，这里就成为全国著名的文化中心之一，多有文人学士聚居于此。中国封建社会信奉“学而优则仕”，读书人的才智只能献给帝王，绍兴人自然也热衷于走通过科举考试求取功名的仕途。于是一代一代，绍兴府中进士的有744人(其中山阴、会稽两县625人)。
当然，能够在科举中踏上仕途出人头地者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人是在谋求仕途中被淘汰出局。加上清雍正年间因“文字狱”，曾一度下诏连续7年停止浙江乡试、会试，使浙江尤其是绍兴的读书人受到重大打击。于是那些科举场上屡试不第，自觉得仕途无望的许多绍兴人，便被迫放弃举业，或转而学商，走聚财致富之路，或转而学幕，走充当师爷、替人佐治之路，经商和游幕遂成为绍兴人谋生之道中除了从事体力劳动的的农工之外的两大“热门”。 那些过去的师爷们不可能像当今的律师或某些专门人才。
那样，通过大众传媒来宣传和推销自己，他们主要依靠同族、同乡、师长、亲友等有特殊关系的官员推荐而获得幕席。
好在绍兴府所出的进士特多，京官、外官中都有不少绍兴人。这些官员或者自己带上可作幕友的同乡、亲友赴任，或者推荐给同僚同事，而获得幕席者又提亲携友，把有类似境遇和才智的朋友或同窗介绍出去当幕友。这一得天独厚的地域人际条件，使得绍兴一带的幕友逐渐走向全国。加上绍兴人处世精明，治事审慎，善于谋划和辞令买，这些宜于作为智囊人物的自身素质条件，使得他们易于适应幕僚生涯，并且干得相当出色。他们互通声气，上下其手，构成网络，且幕学的授受一般都是在亲友古旧中进行，久而久之，便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衙门形成“绍兴师爷”这一庞大的职业群体，甚至有“无绍不成衙”之势。
实际上，清代各省读书人都具有当一名师爷的才能及可能性，而清代的山东、四川、江西、江苏等省也都出过不少“名幕”，不过总的来说，长江中下游及钱塘江下游地区是全国各衙门师爷最主要的供给地，其中又确实以绍兴人最多。于是乎，逐渐的，“师爷”与“绍兴人”就连在了一起!问题在于，这些所谓的“绍兴师爷”真的和有本事么?那是当然。绍兴师爷擅长舞文弄墨，城府极深，能翻云覆雨，几个字可扭转乾坤，故有“刀笔吏”之称。
1689年，康熙皇帝亲临绍兴大禹陵祭禹，文武官员在禹庙台阶上列队行九叩大礼，康熙最前，官员们按官职大小前后排列，在行礼中，浙江藩台不慎将朝冠掉落，被(前排的)将军瞥见，将军与藩台素来不和，事后便向朝廷参奏。按清朝律法，朝冠落地乃对圣上的大不敬，罪责严重。吏部下令要浙江巡抚查复，浙江巡抚有心保这位掌全省财政大权的同僚，但又不敢得罪满籍的驻浙八旗最高长官的将军，于是秘密召来众多绍兴师爷，出高价求两全其美的复章。一师爷在听了巡抚叙说后，稍加沉吟，拟出八字妙文，曰：“臣列位在前，礼无后顾。”这复章对将军全无得罪之处，又推卸了自己的责任，且言外之意，若将军看到在后面的藩台掉冠，则必后顾，乃属不敬。朝廷接到这个复章，只好不了了之。 事后，这位绍兴师爷获得一字一千两银子的高额报酬(实为九字，但第一字系自称不计酬)。
晚清，绍兴师爷中能人辈出，官吏争相聘请，最负盛名的，有革命先烈秋瑾的曾祖秋桐豫受聘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章士杰受聘于两江总督曾国荃，马家鼎受聘于湖广总督张之洞，程壎受聘于直隶总督李鸿章，特别是号称一代名幕的娄春藩，先后被李鸿章、袁世凯、端方等六任直隶总督相继聘用，可谓权威高矣!李鸿章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时，对部属十分挑剔，然对娄春藩却十分尊重，凡奏折、刑钱、盐务等皆委娄办理。其时永定河常有水患，娄经多次实地考察，查明泛滥原委，为李鸿章制定出一个治水计划，河患大减。在他主持总督府文案期间，直隶省无冤狱发生。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督署同僚皆闻风而逃，娄春藩独留不去，苦撑局面至事平。庚子和议后，李鸿章拟保奏他出任京官，但被他婉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