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今天不但拥有中国古代最多的冷兵器和火器收藏，而且主要藏品都属于当时的先进武器，和人们印象中清朝闭关锁国的落后武器大相径庭。胡建中对我说，这些火器大多都是旧藏，现在山海关、嘉峪关和承德等很多地方展示的火炮，其实都是过去故宫调拨的。故宫的火器旧藏之所以成为全国之冠，正是因为清朝集权的体制造成。清代早中期非常重视火器的制造，当时北京最大的三个火器制造工场，一个在铁匠营，一个在景山，最大的则在故宫。故宫养心殿在雍正时期便是武器作坊。
正在制作鸟铳的明朝工匠
最精良的武器在皇帝眼皮底下研制，最精良的火炮在制作后全部登记造册藏于宫中，一旦战争爆发则向部队调拨，战事结束则全部运回紫禁城，登记收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清廷充分意识到火器的巨大威力，因此禁绝民间制造和拥有。如此一来，火器的制造被国家垄断。
明代用来发射火箭的手推战车
13世纪，游牧民族带着从中国中原地区学会制造的火药火器席卷欧洲。到16世纪，中国人已经开始接受从欧洲回流的火器制造技术，并遗憾的未能在技术上实现更高的超越。其实中国的火器制造和采购并不是缺乏渠道，中国和西方在火器上的交流其实比较通畅。马戛尔尼使团抵达中国时，曾经给乾隆皇帝带来当时英国最先进的火炮、滑膛枪和战舰模型，而所有这些武器，当时的中国都有能力仿制，而且西方也并没有对中国进行技术和武器的封锁。
明朝后期装备三眼铳和铁甲片的士兵
故宫每一件武器藏品上都有一块鹿皮，详细记录了该武器的制造年代，以及详细的操作方式。这种严谨的做法类似说明书，可惜它只是给一个人看的，那就是皇帝。可悲的是，中国小农为主的自然经济，让皇帝缺乏对世界的视野，也缺乏用武器去征服、扩张的意识。这些当时非常先进、制作精良的火器对于皇帝而言，不过是打猎消遣的玩具，而不是西方人用来消灭对手的利器。
一支雍正年代从荷兰进口的火枪上刻的生产年代是1787年，鹿皮上登记的时间是1790年。这支荷兰火枪从在欧洲生产到送到中国皇帝手中不过两三年时间，以当时的交通，算是迅速的。不过这支枪至今还是全新的，因为它很可能从没有发射过一发子弹。不但陶醉在万邦来朝迷梦中的皇帝可能把它遗忘，那些火器作坊内的工匠更是无缘得见。至于那些八旗兵，更不用说地位最卑下的绿营汉兵，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样的武器存在。
马戛尔尼送给乾隆的铜炮在100多年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被发现全套设备完好无损地收藏在那里，根本就没有动过。明代就出现过的开花炮弹，鸦片战争时的林则徐和后来的左宗棠，甚至根本不知道中国在几百年前就有过这么先进的武器。
故宫内巨大的火炮、火枪和盔甲因为皇帝对内的恐惧而禁锢。火炮在平时无缘让士兵们操演;火枪和宫内的玉如意一样不过是内廷的摆设;成堆的锁子甲许多是当年剽悍的八旗兵从战场上缴获来的西方装具，最后的结果是全部上缴国库而非分发给士兵。当装备的需求者与装备无缘，装备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对于清朝来说，火器技术被国家垄断，造成主要以对内战争为主的国家军队缺乏有战斗力的对手。而对付这样的对手，冷兵器已经足够。
明朝鸟铳构造图
火器在欧洲的发展迅速，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欧洲的武器行业从一开始就具有独立性，而欧洲人当时更有使用武器的意识。在欧洲，无数工匠在精心打磨着他们手中的武器，试图在国王那里卖一个好价钱。那时候的欧洲的工匠可以把自己研制的火器卖给任何人、任何国家，但当时要在大清朝贩卖一件新式火器，这一定被认为是叛国。
明朝北军士兵(左)和明朝南军士兵
虽然一个集权国家看似有能力完成更大规模的事业，但垄断带来的衰退其实从明代就已经开始。明洪武年间开始，火器研制就开始由国家统一严密监视，从火药配方到火铳的制造技术和工艺流程，一概藏于密室，时人和后人至今对于明代的这些细节全然无知。而欧洲邦国林立，各个邦国也没有中国那样严酷的集权制度，火药和火器得以广泛传播。
在此基础上，欧洲国家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就明确了市场价格制度。1383年纽伦堡火器制造场生产一门火炮，要为材料费和火炮监督员支付173.5英镑的价格。1388年英国乌里治火器制造场生产的一门能够在1600多米距离洞穿6英寸墙壁的火炮，价格大约为500古尔盾。欧洲纽伦堡市政府在1372年为廉洁奉公的造枪者颁发奖金和奖章，而一位研制出新型枪弹的人同样被该政府授奖。这促使研制者推陈出新，让火器日益精良，价格也日益高昂。昂贵的价格开始让过去的小封建领主无法承受，只有国家统治者才能拥有庞大的财力获得最先进的武器和部队。火器的发展在改变欧洲军事的同时，开始改变欧洲的社会和政治。国王的力量开始超越了教会，平民打破过去以战争为职业的骑士阶层的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