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察斗争:“非升即走”是怎么回事?

  明代外官三年一次考察,京官则是六年一次。特别是京官的考察,触动了朝廷上下的敏感神经。明末期间长达五十多年的党争最终演变成了腥风血雨,导致“东林党”这一称号广为人知,甚至传播到了乡间小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党争起因就在于每六年一次的“京察”。

  追了个讲政治圈游戏的美剧《纸牌屋》,腹黑男主有句名言:“权力跟房地产一样,越靠近中心就越值钱。”同理,京官与外官,当然是京官更值钱,因为靠近权力中心呀。所以京察就尤其受人瞩目,这可不仅仅是“非升即走”的问题,连带的事情有一大串呢。

  考核有三等,优秀、合格与不合格。查查《实录》之类的史书,不合格者,大都是用下面这两个词来冠名:“不谨”或“浮躁”。话说这“不谨”与“浮躁”确实是好词,什么都可以往里套,大到贪赃枉法,小到穿错衣裳违了法度,都可以用。但也有不好的地方,那些穿错了衣裳或贪搂了妓女的“不谨”,未免会心中不平,我这点事,能与贪了十二处田宅、百万两白银的那谁谁一样吗?但史官不管,一律记一笔“浮躁”。儒家士子重视身后名甚于生前福,哪能容忍这样的事?所以这京察首先就与声名相关,事关清誉,博上性命也要争。

  废除科举以前的知识人,也就是“士子”,与政治休戚相关,戏文里唱“封妻荫子”的荣耀,那是真的。你想当隐士?很好,写写“和陶诗”就好了。想去实施?那就是你对不住父母妻儿宗族了。看看明人文集里的墓志铭、行状,多少慈母含辛茹苦,就是希望儿子能得一第,最终为父母挣个诰命封赠。又有多少孝子在那痛心疾首,哭诉自己没能早立功名,使得父亲生前不得封,死后才获赠一官,勉强告慰一下先灵。

  但这个封赠,首先得过考核这一关。外官、京官一视同仁,三年或六年任期满,并考核合格者,才可以请封赠父母先人,一品可封赠三代,二至三品二代,四至七品一代。如果考核不合格,这个封赠就不能请了。不合格的处罚是降级调外任,或令“闲住”,或直接命令“致仕”等。再甚者,便是有罪削籍,或投入大狱了。这时,不要说请封赠了,就连已经封赠的,也要追夺回来。可见这考察,非但是“非升即走”,并且是非升即麻烦了。我忍不住替古人想了一下,去大理寺坐个牢应该没问题,但出京后,得把父母墓碑上的封赠诰命给挖了、改了,简直不能忍!所以这京察让人不争,怎么可能?

  一方是必争之地,但另一方,六年才遇一次京察,不逮住这个机会清除异己,更待何时?所以,政见不同者,便在京察之年,全方位无死角地展开博弈乃至搏斗。其实六年一京察,也并不是明代一立国就有的,而是到了成化年间,才成了定例(王世贞《弇州史料》)。最早用这个机会公开清除异己并完胜的,应该是严嵩与张居正。但这两位的完胜,并不能为继任者完美承袭,因为尝到京察厉害之后的官员,不那么好对付了,科道互纠,弹章四出。一句话:就算得逞,也别想清静。比如后来的王锡爵、沈一贯,就被这些言论倒逼得不得安宁,直到再三再四上疏请辞为止。

  明代京察的结论比较模糊粗糙,但程序却严肃严密,看上去与模糊粗糙丝毫不搭边。考察由吏部、都察院长官及河南道掌道御史共同主持,吏部侍郎、文选司、考功司郎中辅佐,而以吏部尚书权职最大。京察前,吏部会下发九卿科道官员,关于各官员情况的访单,类似于今日的问卷调查。推选官员的访单需要具名,但考察所用的访单不用具名,这就难免使一些收回的访单像告状信甚至诬告信。但这种“秽状满纸”的访单,一般掌握在吏部尚书手中,不会进呈给皇帝(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考察访单》),也不会散布出来,只是作为京察的参考。但也有例外,如万历三十九年的京察,尚书孙丕扬把关于丁此吕的访单进呈,皇帝震怒,丁此吕因此削籍遣戍。

  即使被评为下等,也不会立即得出处罚结论,而是要由内阁票拟去留,或者再下部院覆核议论再定。程序上看起来这么完满的京察,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是非颠倒的冤假错案,以致聚讼不已,竟至分党而立,水火不容呢?万斯同干脆称“门户之祸起于京察”(《明史稿》卷七七)。究竟是京察导致了对立呢,还是京察只是对立的一次集中体现,还真不好说。

  京察结果的严酷,有比“非升即走”严重百倍者,但其过程,却是“要文斗不要武斗”,完全遵循文人政治的特色。明人周念祖编有一本《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抄录了万历三十九年京察前后相关官员的奏疏、揭帖,共八卷,多达三百来个帖子。试来看看帖题:史记事《大乱将作疏》、金明时《察曲关系匪轻疏》、王图《病亟思归疏》、金明时《险臣秽恶昭彰疏》、徐缙芳《揭贪臣设谋布毒》、郑继芳《邪谋愈出愈奇疏》、史记事《邪党蓄谋已久疏》、徐缙芳《揭大奸煽祸陷人》、许弘纲《告天文》、孙丕扬《倡言要挟疏》、秦聚奎《舍死报国疏》……是否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没错,大字报这种体裁,早在明代京察时,就已经运用到炉火纯青了。

  万历辛亥京察的日子初定三十九年(1611)二月初二,后来延宕到三月初二。而这些揭帖、奏疏,早在三十八年(1610)冬就开始在京城漫天飞了。看所署日期,从十二月初七、初八日开始,双方一天一帖,接下来保持两天一帖的匀速,直到十二月廿五。年假倒也与现在放得差不离,歇了几天,正月初八日,再重新开始发帖互攻。后来发帖放缓,但一直持续到京察一年以后。

  以今度古的话,揭帖,类似于公开信、大字报;奏疏,是检举信;邸报,则像官方微博吧。一篇帖子少则数百字,多则数千字,最快一两天内更新回复。现如今的我们,想在朋友圈围观个热点,也得等上两三天甚至更久,才能见到一篇像样的回复帖。网络虽快,但架不住几千、上万字的辩论文,写得没古人溜啊!

  对这些你死我活的京察斗争之类,我浙大名臣倪元璐有个阴谋论的说法,说是万历以来有三个变局,起先是皇帝静摄,看着臣子互斗,类如“鼠斗穴中”,反正是勇者胜嘛。虽然时败时胜,但大概是好人胜多,坏人胜少。后来呢,好人胜少,但好人还可以说“我是君子,虽败犹荣!”勉强有点阿Q的乐观主义精神。到最后呢,发现都是坏人胜,因为坏人会耍阴谋;因为只有耍阴谋才可以胜,所以就都成了坏人。等等,笔者插播一下,倪先生他老人家的意思是,斗到后来,就没好人了?不知猜得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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