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54年,一场自西汉建立以来声势最为浩大的内乱突然爆发。在“诛晁错,清君侧”的口号下,吴王刘濞联合楚、赵、四齐等诸侯国率领大军向长安进击,这便是西汉历史上著名的七国之乱。
叛乱起源于削藩。
稍早时候,汉景帝以诸侯王违反国家法规的名义,先后削夺了楚王刘戊的东海郡、赵王刘遂的常山郡以及胶西王刘卬的六个县。其后,中央又下诏削去吴王三郡封地中最为富庶的会稽、豫章二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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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诏令传到吴地时,吴王当即举起了反叛的大旗。因为削藩政策的提出者为御史大夫晁错,故而七国联军便以清除“小人”晁错为起兵的政治宣传口号。
尽管源于削藩,但对于七国之乱何以发生,却有一种广为人知的观点。而且,这一观点最初的提出者正是晁错本人:
“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在晁错看来,无论是否削藩,吴楚等诸侯国的叛乱是历史的必然。这一观点被后人多次引用而几成定论,据此,吴王刘濞早有谋反之心,而削藩一事仅仅是其起兵的借口罢了。本文为原创,未经官方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
不过,真的如此吗?
时间回到41年前。当刘濞接过吴王的王印时,刘邦曾仔细审视了一番他的容貌。颇懂相面之术的皇帝从中看出了反骨,不由得对自己的举动有些懊恼。
然而分封一事已成定局,于是,刘邦只得对刘濞说出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当汉朝建立五十年以后,东南方向将有叛乱发生,难道会是你吗?天下同姓皆为一家,希望你谨慎行事,不要造反啊。”
这段故事被堂而皇之的记载在《史记》、《汉书》等正史中,很长时期内被用作吴王早有反心的证据。不过,这一桥段恐怕更可能出自后人的编造而非情境的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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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不难理解,假如刘邦真的怀疑刘濞有反心,以他的帝王心术必定设法除之而后快,岂会故意给子孙留一个磨刀石?况且,刘邦若真有如此神通,第一件事不应该是废掉吕后吗?
抛开上述离奇预言故事不说,晁错本人是如何断定刘濞必反的呢?
在他看来,吴王长期称病故意不来中央朝觐皇帝,其对朝廷的骄横不臣之情显而易见。加之,吴国境内既有丰富的铜矿以铸造货币,又临海可煮海为盐获利丰厚,具备谋反所必须的强大的经济实力。同时,吴王刘濞又大肆蓄养天下豪杰之士,如果不是为了谋反为何要如此行事?
如此种种,无不显示其早有不臣之心。所以,“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然而,仔细审视晁错的上述理由,便知全属毫无实据的主观臆断。吴王的长期不朝源自当年爱子在长安被杀一事,而凶手正是时为太子的景帝本人,文帝体谅其心情故而特赐几杖并允许免去朝觐。这已是多年的老黄历了。
至于铸造钱币、煮海为盐不过是发展经济的措施,如此利国利民的好事与谋反有何关联呢?而所谓的蓄养天下豪杰,曾任吴国丞相的袁盎早已反驳了这一观点,“吴所诱皆无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本文为原创,未经官方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
显然,晁错所列举的种种理由不过是欲加之辞,目的在于给削夺吴王封地制造合法性而已,其与不久前借口楚王、赵王、胶西王有罪,而削其封地的方式如出一辙。
除了晁错漏洞百出的论断外,上述结论还有其他证据做支撑。
发动七国之乱时,刘濞早已是62岁的高龄,距离其被封吴王已过了四十多年。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若早有谋反之意,为何直到年老体衰的耳顺之龄才想起造反伟业呢?明显不合情理。这是其一。
其二,吴楚七国联军只坚持不过三个月便败北,时间太过短暂,由此不难看出其准备之仓促。而且,《史记》中明确记载,只是在削藩之策实施后且即将祸及吴国时,刘濞方才派人到胶西策反,而此时胶西王国内部对此仍意见不一。
同时,从汉景帝听闻吴楚之乱后惊慌失措,以至于竟然做出骗斩帝国二把手晁错这样荒唐的事情来看,他本人其实从来没有料到吴国会真的起兵谋反。
其三,从当时的形势来看,经过文帝多年休养生息的国策,帝国已逐渐出现国富民强的局面。历经多年战乱后人们皆渴望和平安定,此时谋反显然得不到太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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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文景推行“以亲制疏”的分封策略,已经培植了一批拱卫中央政府的诸侯国力量,七国之乱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梁国便是典型代表。此消彼长之下,吴楚等国的实力自然显得更加弱小。
显然,此时的局势并不利于起兵反叛,颇有谋略的吴王刘濞不会看不到这一点。
所以,大体可以断言,吴王刘濞的造反纯粹是被逼无奈下的奋起一搏,而并非所谓的早有反心。假如不是晁错的削藩太过激进,以至于到了非鱼死网破不可的局面,吴楚七国之乱恐怕是可以避免的。
正如晁错的后继者,汉武帝时“推恩令”的提出者主父偃所评价的那样,“急则阻其强而合纵以逆京师 。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本文为原创,未经官方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