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背后的男人:诸葛亮背后的四位高参

  历史把诸葛亮写成一位神机妙算的神人,但诸葛亮却说他和崔州平、徐庶、董和、胡济四人“始终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因为这四个人能使他“少过”《蜀志 董和传》,也就是能使他的思想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少犯过错。他是中国史上知道集思广益的第一人。

  《三国志·蜀志》卷五〈诸葛亮传〉注引〈袁子〉,说诸葛亮“治实不治名”。这句话概括了诸葛亮一生活动中最根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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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千百年来,很少有人注意到。诸葛亮不仅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一个哲学家。和汉代“天人合一”、“神人合一”说相反,诸葛亮声称:“造化在乎手,生死在乎人”《诸葛亮集 文集》卷二〈阴符经序〉,十分强调人的作用。诸葛亮非常重视“多见多闻”,以为“多见为智,多闻为神”。为了求得对事物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他要求做到“万物当其目,众音佐其耳”。同书卷三〈便宜十六策 视听〉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反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求全面地观察问题。他曾感到法正的思想有片面性,在〈致法正书〉中,指出法正“知其一,未知其二”。〈蜀志 诸葛亮传〉他认为“仰高者不可忽其下,瞻前者不可忽其后〈便宜十六篆 思虑,“视微知几,听细之大”〈便宜十六策 视听〉,高下、前后、隐显、大小两方面是有关连的,都要留意,决不可只顾一方面,决不可以为是细微的东西,轻易忽略过去。在〈便宜十六策 治乱篇〉中,他说到要使政治由乱到治,应当“先理纲,后理纪;先理令,后理罚;先理近,后理远;先理内,后理外;先理本,后理末;先理强,后理弱;先理大,后理小;先理身,后理人。”之所以分先后,是因为“理纲则纪张,理令则罚行,理近则远安,理内则外端,理本则末通,理强则弱伸,理大则小行,理上则下正,理身则人敬。”但绝不能只顾先,不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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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历史的,都知道诸葛亮以丞相身分,自校簿书。评论者往往说这是诸葛亮的“事务主义”的表现。下这种评论,表明未深究诸葛亮的思想。殊不知诸葛亮极端重视兼顾事物的两个方面,大事像“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他抓得很紧;小事,像自校簿书,他也不忽略。他知道大小之间是相通的,治实不能忽视小事。关于自校簿书,丞相府主簿杨颙曾用“坐而论道谓之三公”、“邴吉不问横道死人而忧牛喘”、“陈平不肯知钱谷之数”等话劝过他《蜀志 杨戏传》注引〈襄阳记〉。但在他看来,这些是治名不治实。丞相府的簿书能反映国家各个方面的情况,诸葛亮要治理好蜀国,怎能不翻?

  在治实上,诸葛亮还有一个可贵的地方,他懂得一个人的所见所闻毕竟有限,提出了“集众思,广忠益”集思广益的思想。集思广益是诸葛亮的一句带有民主性的名言。他说他在隆中,初交崔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徐元直,“勤见启诲”。并且用了“处兹不惑”的话,称赞徐庶元直做到了集思广益《蜀志 董何传》在益州,他把“集众思,广忠益”当作丞相参署的办事方针。他要求做到“听察采纳众下之言,旨笆?俊!供z〈便宜十六策 视听〉他称赞董和参署七年,对他“每言必尽”,“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称赞胡济对他“数有谏止”。他说他和崔州平、徐庶、董和、胡济四人“始终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因为这四个人能使他“少过”《蜀志 董和传》,也就是能使他的思想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少犯过错。人们还曾称道他“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蜀志 诸葛亮传》附〈董厥传〉注引《汉晋春秋》他是古代一个少有的懂得“集众思”的好处,具有民主精神的人。集思广益的目的,正是为了求实,治实。从他所说的在隆中、在益州都力求做到集思广益,可知他的求实、治实精神是一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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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可以解开早在隆中的时候,诸葛亮对形势的分析,为什么那样准确之谜了。他在隆中所以能熟知北方曹操、江东孙权、荆州刘表、益州刘璋、汉中张鲁的情况,所以能预见到“鼎足之势”可以争取实现,所以能提出跨有荆、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等一系列制胜方针与政策,是因为他始终一贯地“治实不治名”,研究问题,分析问题,集思广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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