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不修衙的风气，也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当时的制度和环境使然。首先，在那个时代，官衙的规格是一定的。中轴线包括办公区，大门，大堂、二堂，签押房。两侧是杂佐官和书吏的办公室，再加上仓库，监狱。后院则是官员的住宅，还有衙门专有的土地庙等。
各级衙门，只有大门和房舍的高矮、几个门、台阶的多寡上有区别，其他的都差不多。官衙建筑，事关朝廷体制，不可能因人而异，随意添加，随意兴建，只有极少数位于富庶地区的衙门，才可能在后宅添加一点花园什么的。一般来说，凡是官衙，都一个样子，举国一致。
既然举国一致，不能随意改动，那么，即使修衙，也无非是将之修得新一点，无法展示地方官对于权力美学的认识。或者说，无法通过建大衙门，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自然，地方官修衙的冲动就不那么大了。
其次，虽然维护官衙和城墙的完好，是地方官的职责。但是，在明清两代，这种公共工程，所需费用，需要层层申报，向工部申请，然后再到户部报销。无疑，在那个时代，这个过程，无比繁难不说，而且还要经受各个衙门书吏的刁难，卡要。不打点好了，钱批不下来，即使批下来也报不了。修缮费用，按规矩是从官库里借支，如果报不了，那么就得由官员自己承担。一般来说，这种工程都不是很大，从上面要来钱，七折八扣，用到工程上，往往不够，需要官员自筹。而在当年，官员的筹款能力并不是很强，所以，通过工程，克扣或者拿回扣自己发财的可能性不大，但修建工程的风险却不小。所以，地方官修衙的积极性，也就去了爪哇国了。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古代的政府，是一种低能量的有限政府。政府管的事有限，能力也有限。一般来说，除非大的涉及大面积水灾的水利工程，比如黄河和淮河的治理，政府都是不管的。乡间修桥补路，修河渠这样的事，如果负责任的地方官，也许还会操心组织一下，不负责任的，根本连问都不问。大家奉行的原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些事，多半都是地方乡绅出面管的。严格来讲，地方官只管两件事，一是征收钱粮，二是处理诉讼案件。除此之外，还有一件名义上特别要紧的事，就是推行教化，但是这种事属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虚活儿，没有人真的当真。要做的话，也无非是宣讲一下圣谕宝训(皇帝关于教化的指示讲话)，再就是把当地的孝子和节妇烈女的先进事迹报上去，在当地修建牌坊加以表彰。这样的地方政府，筹款的能力是有限的。
地方官若要捞钱，一般都在征收和诉讼上打主意。在征收之外的派捐和摊派，不是不可能，但一般由头都要跟当地民间社会有点关系，若要因一项政府工程，向地方摊派，往往是行不通的。在那个时代，地方乡绅往往是通天的，他们不是候补的官员，就是退休的官员，如果地方官做得过了头，他们就有办法把状子告到御史那里去，或者直接反映给皇帝。这样的话，地方官的官运，也就到头了。少数官员可以通过对轻罪的罪犯，罚款抵罪的方式筹款，但这种方式，介于违法与合法之间，弄得不好，也会有麻烦，或者给自己的政敌提供口实。正因为如此，没有人乐意修衙，能拖就拖，能躲就躲，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种官场的禁忌。变成禁忌，就更没人乐意去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