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一度的《咬文嚼字》公布十大常犯语文差错，社会影响颇大。吸引读者眼球的不仅是错字，更是错字相关人对待错字的态度。一些人或单位采取拒不认错的强硬态度，往往会引发公众的不满和讥讽。其实，一个字的错用，姑且置之一笑，改了就好。人非圣贤，出错了，诚恳地道个歉，公众能够理解。然而硬撑着一路错下去，连“出了错认错”的常识都没有，那就别怪公众冷嘲热讽了。
由此，想起了古代两个面对错别字态度迥异的官员。一个是清朝的刚毅，一个是北宋的杨亿。
刚毅，协办大学士，光绪时官至军机大臣，手握大权。他在做刑部郎中时，每当看到监狱上报记录犯人瘐毙情况的公文，就提笔将“瘐”字改成“瘦”字，并且训斥下属官员不识字。“瘐毙”指犯人病死在狱中，本来无误，改成“瘦”字则令人啼笑皆非，引起下属官员暗自讥笑。
他在任军机大臣时，阅到四川镇压少数民族武装的捷报，其中有“追奔逐北”这个词儿，意思是乘胜追击。刚毅看到这个奏折后大怒，说道：“四川总督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奏折怎么能错字连篇呢?”打算奏请皇帝下旨申斥。大家都一愣，问道是怎么回事。刚毅说：“这‘追奔逐北’一定是‘逐奔追比’之误。逐奔，指追逐奔逃之敌;追比指追缴过去抢夺的财物。再说‘逐北’无法理解，你怎么知道败军不往东面、西面、南面逃跑，单单向北跑呢?”此时，在一旁的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忍住笑解释道：“‘逐北’的‘北’指的是败逃之敌，不是‘向北’的意思。”然而，刚毅连连摇头，最终还是不同意翁同龢的话。
刚毅之所以闹出这些笑话，并非偶然。李伯元在他的《南亭笔记》中记载了刚毅在大庭广众前“多说讹字”的事情。如称“虞舜”为“舜王”，将“皋陶”(gāo yáo)之“陶”读作“好”，“聊生”读作“耶生”，不一而足。都中有位太史写了一首五律嘲笑他：“帝降为王虞舜惊，皋陶掩耳怕闻名。荐贤曾举黄天霸，远侫思除翁叔平。一字谁能争瘦死，万民可惜不耶生。功名鼎盛黄巾起，师弟师兄保大清。”刚毅“多说讹字”，其原因无非一是因为汉语基本知识没学好，二是汉语常识匮乏，三是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劝告。说到底，就是特权思维——“这里我是老大”，“我就是真理”，以至于一意孤行、恣意妄为。
再说另一个官员。杨亿，北宋真宗时翰林学士、户部郎中，知制诰，也就是皇帝的秘书啦。他文格雄健，才思敏捷，又是一个心气高傲的人，非常自负，不高兴别人修改自己的文章，哪怕是执政大臣甚至是皇帝。然而，杨亿又是非常谦虚的。《古今谭概》中记载着杨亿一件趣事。杨亿曾经告诫自己的门生说，写公文要用规范化的书面语言，应该尽量避免使用口语和俗语。事后不久，杨亿在起草一份表章时，却使用了“伏惟陛下，德迈九皇”这句话，意思是颂扬皇帝的德行超过了上古传说中的九位圣明君主。这句话的意思自然是好的，但有接近口语之嫌。杨亿的门生郑戬于是想起了老师以前说过的话，便问道：“卖完韭黄，请问什么时候能卖青菜?”杨亿听后哈哈大笑，当即挥笔改掉了那句话。
杨亿是宋真宗朝最有名望的“大秘”，博览强记，尤长于典章制度。曾参预修《太宗实录》，主修《册府元龟》。杨亿有诗集《西昆酬唱集》，以他为代表的西昆体还是北宋初期诗坛上声势最盛的一个诗歌流派。他又以骈文名世，今存《武夷新集》20卷。这个心气高傲甚至不愿皇帝改动自己文章的“大秘”，却能够虚心并乐意听取别人的正确意见，是一个真正有学问的明智高人。
汉语是个丰富庞杂的语言系统，汉字又有繁难的特点，要全面正确地掌握它确实是不容易的事情。可以说，没有一个使用汉语的人不会犯错的。这就需要每一个人端正态度，重视规范，养成勤查字典的习惯，去掉草率马虎的习气。一旦发现错误，要及时对比分析，决不放过。最好的办法，就是互相帮助，及时纠错。千万不要像刚毅那样，自以为是，强词夺理，以致成为千古笑谈。